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：昆虫多样性，原标题为：【虫书推介】集昆记Memories In the Entomological Studies，节选原文。

一、传略篇

Part I. Biography

杨集昆教授传略

杨集昆，我国著名的昆虫分类学家、农业教育家。长期致力于昆虫分类研究和教学工作；亲手采集二十五万余号昆虫标本，搜集两千余件昆虫艺术品；其分类工作涉及昆虫纲十八目一百余科，发表论著七百余篇（部），命名两千多个新种及一些新属、新科，对中国脉翅目、捻翅目、同翅目、双翅目、鳞翅目等昆虫的分类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。是中国昆虫分类学和文化昆虫学的先驱之一。

杨集昆于1925年生于湖北省宜昌县，自幼热爱昆虫，少年时期便阅读昆虫学书籍并制作标本，立志成为职业昆虫学家。因家道中落，1944年高中毕业后辍学谋生，但仍坚持采集昆虫。1946年，杨集昆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昆虫系，作为练习生，他刻苦钻研，全面锻炼，深得刘崇乐教授赏识。尽管无正规文凭，他仍凭坚韧与才智在八年内从练习生成长为助教。1952年起，任北京农业大学昆虫系教授，并兼任多所科研院所研究员、学会理事及多个学术期刊主编，是中国昆虫学研究的重要推动者。

踏遍神州地，集得四海虫

杨集昆原名杨济焜，1951年更名，寓意“在中国采集昆虫”。昆虫标本是分类研究的基础，采集过程艰辛。昆虫标本是分类研究的基础，但采集过程十分艰辛。几十年来，杨集昆的足迹遍及全国，采集标本逾25万号，发现大量新种，并首次在中国发现原尾目昆虫，震动昆虫学界。他不仅亲自采集标本，还系统总结方法，1958年出版了《昆虫的采集》，预言国内存在蛩蠊目和缺翅目，后被证实。杨集昆一生献身昆虫学事业，是中国昆虫采集的奠基者之一。

不当万元户，要做千虫户

杨集昆是为扭转中国昆虫分类落后局面而奋斗终身的学者。他奠定了中国脉翅目、捻翅目等分类体系，使脉翅目种类由250种增至512种，捻翅目种类由6增至15种；纠正了粘虫、东方蝼蛄、梨木虱等害虫分类上的重大错误，为科学防治提供基础；他与李法圣的合作研究使中国大陆木虱种类从24种跃升至415种，全球领先。此外，杨集昆还研究了双翅目35个科，发现新种数百个，命名新种逾2000个，发表论文700余篇，是国内成果最丰硕的分类学者之一。他主持或参与的多个项目获得国家级奖励。尽管条件艰苦、屡受挫折，他始终坚持采集与研究昆虫，甚至放弃个人生活。他以“无我”精神勉励后辈，坚守昆虫分类阵地，被誉为中国昆虫分类事业的中流砥柱。

集昆虫工艺之精品，奏昆虫文化之强音

杨集昆致力于文化昆虫学研究，数十年间收集昆虫工艺品、玩具等四千余件，涵盖昆虫八个目数十科，藏品堪称国宝。他还连续发表多篇昆虫与生肖文化研究文章，推动中国文化昆虫学的发展，贡献卓著。

诲人不倦，为人师表

杨集昆从教五十载，培养了大批农业科技人才，研究生近二十人，多成行业骨干。他教学注重育人，融爱国情怀与前辈事迹激发学生热情，并改革教学方法，使昆虫分类生动易学。他创作三十三首“科普诗”，便于学生记忆分类特征，广为传颂。他与周尧合作发表《中国昆虫分类工作者名录》，深入浅出地阐述分类方法。他还热心科普，影响众多青少年。其人谦和受敬，被誉为“昆虫大使馆馆长”。

以下为张耀笳《记中国昆虫学界第二大怪杰杨集昆Luk杨》中讲述的故事：

朱红色大门关闭，一家人含泪离开北平。小男孩杨济焜天真地问母亲新地方是否有蝴蝶、蜻蜓，而母亲强忍悲伤无言以对。他对昆虫有着天然的热爱，在动荡流亡中，这份热爱始终未减。回到北平后，他沉迷于蝉鸣、昆虫书籍与图书馆，常独自捕虫、阅读，一心想考入辅仁大学生物系，梦想成为昆虫学家。家境贫寒、父亲老迈，他不得不放弃学业，却未放弃志向。他将名字改为“杨集昆”，意为“采集昆虫，集成大成”，矢志奉献昆虫学，终身献身自然与科学，不问名利，只问热爱。

在昆虫学的塔基下―――清华练习生

在动荡的旧中国，杨集昆本可凭借高中学历和家世谋得安稳生活，却一心只迷恋昆虫。看到清华昆虫系招考练习生的告示，他没有丝毫犹豫就报名了。但录取通知却因辅仁大学系主任私扣而没有送达，若非清华教师赵养昌亲自登门，杨集昆几乎错失良机。进入清华后，他从练习生做起，干杂活、重活，不言苦不计报。他在整理标本、绘图任务中展现的惊人才能令师长惊艳。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昆虫学研究中，个人珍藏的八百种昆虫标本也无私捐献。系主任刘崇乐深为感动，极力推荐其晋升为助教，但受限于无文凭，升迁屡屡受阻。从练习生到助教，他用了整整八年，然而正是这段沉淀，成为了他后来名震昆虫学界的基石。

在昆虫学塔底，他震动了世界

曾经，昆虫分类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没有原尾目昆虫分布，但杨集昆对此十分怀疑。1956年，杨集昆在华山探虫时，偶然在一块石下发现了中国尚无记录的原尾虫。这一震撼性发现打破了“中国无原尾虫”的论断。他随即发表文章《中国发现原尾虫》，引起昆虫学界轰动。西北农学院教授周尧在得知此消息后激动不已，因为原尾目的创立者正是他的导师薛尔凡斯特里，而他本人苦寻原尾虫二十年未果。就这样，杨集昆和周尧因昆虫相识，开始了携手合作。1964年，二人共同发表《原尾目昆虫之研究》，不仅刷新了国际昆虫学界对原尾目的认知，也打破了长期存在的学术偏见。这项重大发现由一个年轻助教推动完成，使得杨集昆的名字为学界所熟知。

向大自然偷袭

杨集昆没有因发现原尾虫沾沾自喜，而是更加谦逊和勤奋。然而，随着政治风向转恶，他被贴上“白专典型”标签，被迫离开北京，投身秦岭、峨眉、华山等山野之间继续采集昆虫。1965年，40岁的杨集昆本应大展宏图，却被下放到河北涿县，干农活、学政治，无书可读、无仪器可用。但他仍热爱自然，只要能见到昆虫，疲惫便一消而散。一场大雨中，他撑伞在炕上整理昆虫，突感头痛，不幸被确诊脑膜炎，留下右侧瘫痪等后遗症。疾病尚未康复，又遭“反省”批斗，肝炎复发，身心交煎。不久后杨集昆还被下放到陕北清泉沟，成为牛倌。在劳改犯都避之不及的疫区，他仍悄悄采集昆虫，纵使疾病缠身，他也从未放弃。最终家人赶来将他接走。他带不走家具和行李，只带着那个盛满昆虫的竹篮，那是他生命与信仰的象征。

也许……

中国昆虫资源丰富，约有十五万种，但新中国成立前仅发现两万多种，其中90%由外国人命名。杨集昆在1980年前就独立发表148个新种，占全国总数13%，成就惊人。然而，这位实干家却长期受政治运动压制，亲历文革打击。他支撑着北京农业大学的昆虫分类教学，长期一人讲多门课程、无助教支持，直到80年代仍兼顾研究生指导、短训班、论文答辩。杨集昆生活艰难，全家三代曾挤居养虫室十年，他却自勉撰联，视昆虫为毕生追求，孜孜不倦。即使年过花甲，仍惜时如金，接待求学者不断，夜以继日工作。他淡泊名利，不计个人得失，用苦难与坚持，筑起了科学之塔，令人敬佩，也令人深思。

胸袒天地纵横

走进杨集昆的书房，处处可见昆虫的身影：蝴蝶挂图、竹编蚱蜢、蝉雕拐杖、满架文献与标本，连茶缸里也罩着刚捉的花翅蚊。这一切都见证了他对昆虫的挚爱。少年时他便沉迷昆虫，常独自去什刹海、香山采虫，制作标本，逐渐将爱好转化为毕生事业。他改名“集昆”，视虫如命。他还自学五门外语，掌握昆虫解剖、绘图等技能，发表大量新种，成就卓著。他认为昆虫虽小，却与人类息息相关：酿蜜、吐丝、作为药材、启发仿生学、甚至关乎国家贸易信誉。1980年代，他年逾花甲仍坚持野外采集，每年暑假深入深山，点灯诱虫至深夜，采集万余标本。经费紧张时他自掏腰包，住地铺、睡破庙。“文革”中他被下放陕北清泉沟，成为牛倌，偷藏简陋工具采虫。没有试剂，他就用捏死、烫死等土法处理。采得标本藏于药盒、火柴盒中。长年的艰苦劳作引发了克山病、肺气肿、心肌损伤。但他病倒后仍不舍标本，卖车卖缝纫机换路费，提着那只盛满800多种昆虫的破竹篓回京治疗。有人说他“宁要昆虫不要命”，诚非虚言。他用一生诠释了对科学的执着与对昆虫的深情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

杨集昆对中国昆虫分类学贡献卓著。1956年，他在华山发现原尾虫，填补国内空白，引起国际震动。与周尧教授合作发表论文，打破“中国无原尾虫”的误解。他还纠正了粘虫分类错误，澄清长期混淆。1980年起，他系统研究木虱，鉴定标本逾万件，命名百余新种，建立多个新属新阶元，使我国木虱研究跃居世界前列，成果广泛应用。至1987年，他已采集标本20余万件，发现新种700余个。他还承担多国昆虫鉴定任务，发表国外新种，推动国际合作。他培养研究生15人，注重教书育人，以科研精神激励后学，被誉为“讲活了昆虫学”的老师。多年科研成果获农林部科技一等奖、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。他以毕生热忱与坚韧，为昆虫学奠基立柱，堪称楷模。

老专家的心事

年逾花甲的杨集昆教授，虽已成名，却忧心不已。我国昆虫约15万种，80年代仅命名3万种，其中94%由外国人命名，模式标本也多在国外，严重制约我国研究进展。若按现状，需200年才能改变局面。与此同时，我国昆虫资源丰富，但研究利用远远滞后，农业、城市虫害每年造成巨大损失。昆虫标本积压、标本室空间狭小、经费短缺、助手不足，也严重制约科研。他坚守在6平米的养虫室十年，以“室养小虫何须大”自勉，不畏艰难，执着奋斗。

二、教学篇

Part II. Teaching

风愈劲而树不止

杨集昆常以“树欲静而风不止”自喻，认为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幻，唯有扎根更深、枝干更强，才能持续成长。他虽仅高中学历，却在大学任教、从事科研，深知教学与育人并重，始终在困难中坚持探索与奋进。

教学与科研

杨集昆将教学与科研视为相辅相成的关系，强调两者应密切结合、相互促进。他认为“教什么就研究什么”或“研究什么就教什么”是有效的方式，既能补教学之不足，也能推动科研创新。尽管二者在时间上有矛盾，但通过合理安排，他将教学视为“砍柴”、科研为“磨刀”，互为促进。他指出，科研成果可先在教学中试验，获得反馈后再完善。作为一线教师，他重视储备知识，强调“零存活取”，鼓励积累以备不时之需。他还认为教学与科研都需兼顾普及与深入，不能绝对分割。在长期工作中，他始终坚持科研不断线，即使在政治动荡中也未放弃研究。他以脉翅目研究为例，说明只有持之以恒，才能在关键时刻作出贡献。他肯定学校教师的作用，珍视与学生的互动资源，强调校风中艰苦奋斗、教学为本的精神。他主张根据学校实际，发挥所长，即便条件不如科研机构，也能作出重要成果。最终，他将坚持视为科学进步的关键，指出越是困难时，越要沉下心来持续前行。

教书与教人

杨集昆虽无大学学历，却在高校任教多年，起初自感自卑，曾认为教书已难，教人更非己责。但在长期教学与运动洗礼中，他逐渐意识到：“不教人也教不好书”，“教书本身就是在教人”。他深知，育人不仅在课堂，更在言传身教中。哪怕一句话、一个动作，都可能影响学生一生。他主张以身作则，严于律己，如爱护图书、仪器、注重实验室规范等，都是榜样示范。他强调基本功的重要，将教学比作训练，认为扎实的训练才能培养真正的人才。他通过讲授科学家的精神，将做人做学问紧密结合，影响深远。他也感谢早年导师对自己的严格要求，虽曾辛苦，却铸就坚实基础。如今面对繁重的教学任务，他仍坚守岗位，用实际行动诠释“严师出高徒”的信念。他愿在“风”中成长，为培养更多人才贡献力量。

杨集昆先生培养的从事昆虫及植保教学科研的学生

少年宫与夏令营

杨集昆十分重视青少年的昆虫科普教育，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参与组织北京西山的昆虫夏令营，带领中学生实地观察、采集昆虫，许多学生后来投身昆虫研究。80年代他参与多次大型夏令营和科普活动，还积极接待中小学师生参观，支持北京市少年宫开展昆虫教学，留下大量珍贵照片与回忆。此外，他创作了多首通俗易懂的关于昆虫分类的科普诗，用于教学参考，启发儿童热爱科学、亲近自然。

三、科研篇

Part III. Researching

采集昆虫

杨集昆先生半个多世纪的昆虫采集生涯，足迹遍及除台湾与西藏外的全国省区，累计亲手采集昆虫达25万件以上，并详细记录于《采集日记》与《行程录》中。多年来他与冯连阁、李法圣等专家、学生和各地昆虫工作者合作完成艰巨任务。

（一）大西北的昆虫：自1950年起，他深入西北青海、陕甘宁、新疆等地开展采集工作。在西宁、柴达木盆地等地采集途中遭遇车祸和恶劣环境，但他仍坚持不懈。陕西采集期间甚至全家搬迁。

（二）我找到了原尾虫：1956年在陕西华山首次发现中国原尾虫，填补国内空白。该虫体型微小、近透明，极难采集。他用头发沾唾液粘取标本并改进保存方法。随后又在北京十三陵与颐和园采得多个样本，证实我国原尾目昆虫分布广泛，种类丰富，具有重要科学价值。

（三）云贵川昆虫：他多次深入云南、贵州与四川采集昆虫。在云南两次考察时间长、收获大；贵州多次驻扎生活，兼做接待工作；四川峨嵋山之行尤为难忘，一边采虫一边感受宗教文化，还留下不少趣闻。

（四）两广采虫：1963年开始在广西采集，后续到弄岗、大瑶山、十万大山等地持续采集；广东与海南则集中在1974年及1997年，最后一次登上五指山成采集生涯高峰之一。

（五）湖北采虫与车祸：1984年在湖北采集途中经历严重车祸，幸无大碍，仍坚持完成武当山、九宫山、神农架等地采集任务。此行还重返故乡宜昌，感叹家乡巨变。

（六）虫入吾耳：在四川夜间诱蛾时，遭遇蛾虫钻入耳中之苦，亲自用镊子将其取出。此事虽苦却也添趣，成为采集生涯的独特插曲。他总结经验，用网罩保护耳口，体现其细致入微的科学态度与应变能力。

这段生涯不仅是科学探索，更是对自然的热爱和献身精神的真实写照。

甲子话虫鼠

六十年一甲子，轮回一甲子，既是纪年节点，也是回顾与展望的契机。鼠年谈虫，正当其时，虫与鼠，本就渊源颇深。

甲：有些甲虫竟比小型鼠还大。美国罗斯的昆虫教材中，将犀金龟与地鼠并列，形象对比引人遐想。

乙：有些昆虫名称直接源于鼠。如鼠天蛾，其学名中“mus”即为“鼠”；蝼蛄的属名融合了“蟋蟀”与“鼹鼠”；“鼠尾蛆”因幼虫后端似尾、形如鼠而得名。

丙：鼠身上的寄生虫丰富至极，跳蚤、虱类、食毛目三大类昆虫统统不缺。鼠蚤传播鼠疫，而热带鼠虱、鼠耳蚤等更有复杂的生理关系，种类繁多，细节待专著详解。

丁：非洲鼠类上的“鼠螋”虽仅两种，却代表整个重舌目。它们随鼠扩散，有可能传入其他大陆，引人关注。

戊：虫与鼠既有相克，如行军蚁能致鼠死地；也有互利，如跳虫、书虱栖于鼠洞，部分鼠类甚至借白蚁巢为居所。死鼠为甲虫所葬，反之老鼠也会吃干制标本，虫鼠间微妙互动耐人寻味。

己：现实中昆虫学与鼠类研究常常结合，尤其在防疫领域。从医学院到自然博物馆，皆有人采蚤捕鼠，新疆更设“治蝗灭鼠指挥部”，集中应对草原生态问题。

庚：历次甲子年，均见昆虫学的脉动。1924年文献中蝗虫、白蚁、蚜虫、甲虫、鳞翅目等研究如火如荼；更早的1864年，《动物学记录》创刊，昆虫记载首次系统化；更早至公元前586年，《夏小正》中已载蚕桑养殖，足见中国昆虫学根深叶茂。

乙丑话虫牛

继《甲子话虫鼠》之后，杨集昆以文会友，于乙丑年再谈昆虫与牛的趣闻轶事，妙笔生花，趣味盎然。

甲. 牛与甲虫：我国民间常以“牛”称呼各类甲虫，如金牛、水牛、花牛等，尤以天牛最具代表性，因其长触角似牛角，实则为啃噬树木的害虫。古人对菊牛等虫早有识别，并记载其生活习性与防治方法，体现了古代昆虫学的萌芽。

乙. 屎巴牛的命运：“屎巴牛”即蜣螂，在中国名声不佳，却在古埃及被尊为神圣甲虫，与太阳神崇拜相联，象征死而复生。它被用于护身、陪葬，地位崇高。而今我国的蜣螂也“走红”，被引入澳大利亚处理牛粪，获新名“神农蜣螂”。

丙. 以牛命名的虫：不少昆虫拉丁学名源于“牛”，如牛羽虱、牛头天社蛾、牛形角蝉等，其英名与身体结构多有呼应。“牛”的意象广泛融入分类命名之中，反映出形态特征与人类认知的交汇。

丁. 害牛的昆虫：牛一生辛劳，仍遭蚊、虻、蝇、虱等昆虫侵扰。牛皮蝇、牛虻、牛耳蝇等不仅吸血，还传播疾病，伤害严重。此外，食毛虱、血虱、跳蚤也对牛健康构成威胁，防治意义重大。

戊. 夜蛾与牛：东南亚热带地区的“牛眼夜蛾”和“牛目夜蛾”吸食牛眼泪液，瑞士学者曾记录其群聚牛眼十余只，甚为特殊。我国是否存在类似昆虫，有待深入探索。

文章最后以“老黄牛精神”自勉，愿昆虫学者秉牛之韧性，勤耕不辍，终能攀上“书山”顶峰，沐浴科研之光。

丙寅话虫虎

虎年谈“虫虎”，杨集昆以睿智与妙笔，细数大老虎与小昆虫间的千丝万缕。古代称虎为“大虫”，在《水浒传》中武松打虎的“鸟的大虫”早有记载。而《吕氏春秋》和《淮南子》的注释中，更将“虎”列入“毛虫”之属，足见古时“虫”所指远超昆虫之范畴。

在昆虫世界中，“其貌似虎”的不胜枚举。虎甲科的“虎甲虫”，因色彩斑斓、行动迅捷而得名；天牛中更有“脊虎”“绿虎”等二百多种；虎蛾、虎凤蝶等皆因虎纹而名。此外，蚊科、食蚜蝇科中亦有“虎”字属名，乃因斑纹似虎。“其害似虎”的则更具代表性，最广为人知的便是“地老虎”——夜蛾科幼虫，啃食作物根部，危害巨大。梨虎、杏虎等象鼻虫，以及蜜蜂的天敌“蜜虎”也都在列。值得欣慰的是，随着生物防治的发展，专克地老虎的“伏虎茧蜂”横空出世，堪称“虎穴追踪”，银幕上已有其英姿。文末提及“虎魄”“雨虎”等古籍奇说，发人深省。杨先生借虎年抒怀，感叹“九牛一毛”的渺小，也坚信“老黄牛”的踏实能登“书山”之巅。这场“虫虎对话”，不仅展现了科学的博雅趣味，更寄托了老一辈昆虫学者的深情与希冀。

丁卯话虫兔

兔与昆虫的联系虽不多，杨集昆仍巧笔生花，穿梭古今博考。在鳞翅目中，有“兔剑纹夜蛾”“兔毛翅夜蛾”和“兔蛾科”等，皆因外形毛茸似兔得名。双翅目中的“黑兔铗蠓”与“兔疽蝇”等则因体态特征或寄主而冠以兔名。兔亦常遭虱、蚤、蝇等寄生虫侵扰，养兔业深受其害，如“兔耳蚤”“兔虱”等，严重时甚至影响人畜健康。而兔与蜂的古代牵连亦颇有趣。宋代王禹偁于《小畜集》中记载一寺僧传授其养蜂之法，地点便在“兔和寺”。至于《伊索寓言》中，则有“鹰与大黄蜂”救兔之篇，尽显动物世界的奇妙逻辑与生动隐喻。在寥寥素材中，杨先生以博闻与考据之功，构建出一篇兼具学术趣味与人文情怀的“虫兔奇谈”，令人会心一笑之余，更感佩其探索精神与文史素养。

戊辰话虫龙

龙是华夏图腾，虽非现实生物，却与“虫”渊源深厚。

甲、神秘的龙也是广义的虫：龙虽为虚构生物，但在古人观念中属“虫”类，与昆虫存在文化联结。古籍中如《淮南子》《大戴礼》称龙为鳞虫之长。《山海经》中的“应龙”具翼与六足特征，更接近昆虫形象，说明古人将龙与昆虫的虚实想象交织。

乙、龙节与虫：端午节原是吴越民族的龙图腾节日，与屈原无关。节俗如赛龙舟、挂艾草、饮雄黄酒，均源于驱避“五毒”——其中就包括毒虫。隋炀帝南巡时的“蚱蜢舸”，是形似昆虫的龙舟护卫舰，显现古代龙虫形象的交融与延续。

丙、龙须佛避虫：《物类相感志》记唐代“龙须拂”，据传能驱蚊除虫、激发光彩，风雨时更有异象。虽为传说，但展现了古人将龙形器物与避虫功能结合的奇思幻想，令人神往。

丁、以龙为名的虫：蚕别称“龙精”，赤蚁称“龙虫”；鞘翅目中“龙虱”既会飞又能潜水，粤闽地区还作为食材。《本草纲目拾遗》记其风味独特。此外，泥蜂亦被称为“地龙”，日中昆虫名常受汉文化影响，显示昆虫命名中“龙”的普遍渗透。

戊、虫龙移化的蜻蜓：蜻蜓英文为“dragonfly”，虽非拉丁分类名称，却引人联想龙与昆虫的结合。《尔雅》称蜻蜓为“负劳”，汉画像砖中早有其图像。赵复修教授致力于蜻蜓分类研究，被誉为“中国蜻蜓博士”，为学界推崇，展示了一种“蜻蜓化飞龙”的精神传承。

己、古今中外兼备的龙虫：与古生物学者洪友崇合作，参与命名一新化石昆虫为Drakochrysa sinica，意为“中国龙草蛉”，体现古代图腾“龙”与现代昆虫学的融合，是对“龙虫合一”理念的科学回应，也为龙年添一佳话。

虫史辩：春蚕丝尽实更年，作茧自缚待飞天。灯蛾扑火趋光会，撒卵人寰世代传

昆虫生活史常见于诗词中，许多以虫喻人，如“春蚕到死丝方尽”。但“蚕”仅代表生命阶段的一部分，譬如“更年期”，而非生命的尽头。蚕吐丝结茧，内外变化巨大，从幼虫到成虫的蜕变是积极的飞跃。茧并非自缚，而是为新生命腾飞做好准备。蛾类趋光为其繁衍后代提供机会，“灯蛾扑火”虽是自我牺牲，但有助于种群的兴旺。蛾撒卵确保世代繁衍，无论好坏，生物依旧按规律延续。

清华昆虫史话

清华昆虫学的历史分三个时期，前期和后期都在北平。中期主要是在昆明，即抗战内迁的西南联大阶段，包括清华昆虫学会的成立和一系列的学术活动，是很重要的一个时期。

一、前期 （1934—1937）

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于1934年成立，致力于解决华北农业问题，特别是病害和虫害。虫害组由刘崇乐教授主持，迅速开展害虫调查与防治工作。1934至1935年，调查了河北及北平的131种受害植物和444种害虫，接着扩大至山东、山西等省，记录了超过500种害虫，并在《虫害组工作报告》中详细列出重要害虫。虫害组注重实际应用，编印了《昆虫浅说》普及知识，联系农民提高防治意识。同时，研究杀虫药剂，分析了含毒植物、矿物等，并开发了多种新型杀虫剂。为了生物防除，组内还积极搜集益虫，三年内养出108种益虫。刘崇乐教授在欧美考察期间，专注生物防除，并编写了《世界寄生昆虫名录》。组内也进行了昆虫分类研究，采集了16,000多件标本，着重鳞翅目昆虫和介壳虫的分类研究。尽管战争爆发，虫害组成员将重要资料转移至昆明，继续推动昆虫学研究。

二、中期 （1938—1946）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清华大学与北大、南开组建了西南联合大学（联大），昆虫学组（前称虫害组）继续运作，刘崇乐教授任主任。昆虫学组设在昆明，除研究虫害外，还扩展到生物防除等领域。学会成立于1938年，目标是促进昆虫科学的发展和昆虫学界的交流。学会首任会长为毛应斗，举办定期演讲和学术会议，邀请外部专家讲座，增进学术互动。清华昆虫学会命名为“Tachina”，象征昆虫中的寄蝇属，代表生物防除的核心方向。学会创建了会旗和图章，融科学与艺术为一体。期间，学会出版了《清华昆虫学会通讯》，介绍学会动态和会员活动。昆虫学会还积极组织联欢会和展览，培养了许多昆虫学者。学会举办了多次演讲会，讨论昆虫研究的广泛课题，包括生境、生活史、形态学、寄生昆虫等，涉及鞘翅目、鳞翅目等多个昆虫类群。抗战胜利后，学会于1946年复员，成员逐渐北迁。学会最后一次会议于1946年8月在昆明举行，随后迁往北平。

三、后期 （1946—1949）

抗战胜利后，清华大学迁回北平，农学院以农业研究所为基础改建。昆虫组改为昆虫学系，刘崇乐教授继续担任主任，其他教授和助教陆续到位。学系在清华园设立，学生分为本科生和研究生，研究方向包括昆虫学和生物防治。昆虫学会自复员后继续活动，定期举办演讲会和学术讨论，邀请校外专家演讲。1946年，昆虫学会第175次演讲会在升平署召开��陆近仁教授讲解昆虫分类，成为学会的重要活动之一。学会成员也参与了昆虫研究和调查工作，部分成果发表在国内外期刊上。1947年，昆虫学系迁入新办公楼，设立生态学实验室、化学试验室和标本室，成为学术活动中心。期间，昆虫系还举办了纪念会，并邀请昆虫学界的知名人士演讲。1948年，陆近仁教授开设昆虫形态学课程，成为学生的重要学习内容。在国内外形势变化下，昆虫学系和学会继续推动昆虫研究，培养出许多学者。1949年，清华昆虫学会举办最后一次演讲会后，随着清华农学院的搬迁，昆虫学系和学会的历史使命完成。学校合并进入北京农业大学，昆虫系继续在新学校开展工作。最终，昆虫学系的师生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，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，昆虫学系在中国昆虫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

国际交往

杨集昆先生在国际交流中贡献突出。1959年曾陪同匈牙利捻翅目专家谢盖斯博士赴庐山采集昆虫。此后与美、日、德、瑞典等多国专家保持通信，积极交换昆虫分类资料，推动双翅目与脉翅目研究，为我国昆虫学国际合作作出重要贡献。

陕北与放牛

杨集昆先生随校迁至陕北，居住在六里峁窑洞，亲历老区生活。他与同事滑兴礼在东高台养牛放牧，每日沿南泥湾山路放牛捉虫。特别记得一头聪明的莱阳牛和一头憨厚的秦川牛，还曾与小牛玩“顶牛”游戏。白天放牧，夜晚喂料，生活虽艰辛却充实。不幸后期患克山病，病重返京疗养。此次采集带回八百种昆虫标本，留下了珍贵科研成果和难忘记忆。

四、爱好篇

Part IV. Hobby

我与京剧

我喜爱并曾学习京剧。1925年出生在湖北宜昌的一个旧军官家庭，父亲曾请戏班子唱大戏庆祝我满月。小时候，我在北京和东北经常与同学一起唱戏，还拜蒲华峰为师，学了几出戏，并喜欢画京剧脸谱。解放后，我在北京农业大学时参与了京剧团的演出，曾在《法门寺》等剧目中演出，甚至演过丑角和小生。文化大革命后，我也参与了样版戏的演出，后来因故很少演出。七八十年代，我偶尔参与折子戏演出。我还以《甘露寺》中一段唱腔改编了一段《幼同学保字记心头》的唱段，这是我与京剧的纪念。

我与绘画

我画昆虫已有几十年，主要绘制昆虫形态、解剖及生物学图，大多为黑白点线图，国际学者对我的“徒手画法”很欣赏。也为《珍稀昆虫图鉴》和《中国蝇类》等书绘制彩色图。我偶尔画人物素描，1950年随农业大学西北工作团考察青海时，画了些当地少数民族代表和小朋友的速写。家中亲友的影响让我热爱绘画，曾画过一些昆虫漫画和人生漫画，虽然未发表，但一直保留至今。

谜语与笑话

我喜欢猜谜语并创作谜语，涉及昆虫、动物、人物和地理等多个领域。我的谜语在各种书刊中有过刊登，但大部分还未发表过。我喜欢在联欢会和会议中出谜，尤其是结合日常生活和专业知识，如昆虫和地理相关的谜语。我也曾创作过一些轻松幽默的谜语，供大家在茶余饭后分享和娱乐，带给大家乐趣的同时也展示了我对谜语的热爱与创意。

诗词与对联，小品与杂文

诗词歌赋和对联都是我国的文学形式，父亲与其老友善做诗书联，家中也有一些这方面的书籍如《千家诗》、《随园诗话》等。从小就受些熏陶，中学时国文课选读一些古文和诗词，做文时也喜欢写文言文，四六对偶等“八股文”。后来语文老师让我开始写“语体文”才逐渐改过来。直到工作时，写“论文”当然现在都是“语体文”，但是在专业以外的稿件中还常有“古文”等出现。特别是喜爱“对联”和“题词”等。写了一些杂七杂八的小品文都是遇事有感而随笔撰来的。写作风格随性而真实，表达对生活、人物及社会现象的独特思考。通过幽默、讽刺和轻松的笔调来探讨一些深刻的主题，带有一点自嘲和反思。既传递了生活中的细腻观察，又表现出对人性的关怀与思索。

益寿与养生

喜怒忧思悲恐惊，七情适度过伤身。

酒色财气四堵墙，远离危墙寿自长。

调好吃喝拉撒睡，自有福禄寿喜贵。

创作了三十三首以20～28字概括每一目昆虫的“科普诗”

昆虫文化

几十年来，搜集关于昆虫的工艺品、日用品、玩具、衣饰等多达四千余件，涉及昆虫纲八个目几十个科，形成了全国最丰富的昆虫艺术品收藏，推动了昆虫文化传播。